出卖四海、通海两大钱庄股份的收益，郑克臧并没有一股脑的放在自己的兜里，反而大笔一挥从中拨出四百万贯的收益作为军费，再加上此时日本各藩筹集的第一批赔款一百二十万贯已经运抵国内，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是的，北伐的时机成熟了。通过这些年不断投入，黄泛区的道路已经重新被修复并拓宽、数以百万石计的军粮已经堆满了仓库、夏军的组成也由不耐寒的南方兵变成了以江淮湖广子弟为主，更不要说郑克臧还积攒了十余万匹用于输运的军马及在黄河中游、淮河下游部分地段建立内河分舰队，就连夏军陆师的总体规模也扩大到了八十五个步骑师，扣除用于地方戍守之后还能有整整五十个师五十万人用于北进。
既然时机已经成熟了，因此从武成十三年的秋收之后，数十万夏军及数倍的受雇民夫源源北上，顶着冬季彻骨的风雪在千里黄河南岸建起了三个主要的出击大营。
面对夏军不加掩饰的动作，清廷很快就得到了情报，此时清廷的财政虽然好转，但却无力维持更多的兵力，全部力量只有内外火器营七十个佐领三万五千人、八旗新军一百二十个佐领六万人、绿营新营三十五镇二十一万人以及四万关外八旗，至于旧制绿营虽说也还保留着七十来个营头，但不过是六万来人而且不堪大战最多只能勉强戍守城池或充当辅军。
由于关外八旗被牵制在金复一带，旧制绿营又不堪重用，因此力量略逊对手的清廷只能被迫实行战略收缩。于是清康熙五十年十一月中，清廷首先从开封、亳州、宿县等地撤出前沿部队，并将主力集中在卫辉、曹州和徐州等地。
敌退我进，清军既然放弃了开封、亳州，夏军自然要予以接收的，只是宿县在黄河以北，又过于靠近徐州，因此，没有准备在冬季作战的夏军只是派出少量游骑予以控制。
此后，两军的前哨在整个冬季缠斗在一起，不是夏军探马越过结冰的黄河北上探营，就是清军的小股部队南下袭击粮道，结果白雪覆盖之下到处都是两军被迫放弃的尸骸??????
清廷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年的春季，正想趁着黄河化冻期休整一番，结果朝鲜出兵收复了鸭绿江南岸由清廷控制的最后据点义州，并派出四个营约计二万人的兵马跨过鸭绿江，对凤凰城一线的清军关外八旗作出攻击的架势。
按道理说清军并不怕朝鲜军，甚至可以利用鸭绿江即将解冻之际给后路断绝的朝军以致命打击，然而旅顺的夏军同时出动，在炮击了牛庄、盖州等地之后，还派出了小股部队渗透上陆，截断了大宁与北京之间的信路，这就使得清廷紧张起来，担心夏军在南北佯动之余是不是会重施黑虎掏心之计。
正当北京城里议论纷纷之际，夏军偏师五万在山陕边境越过黄河，杀入山西境内。
山西是清廷非常重要的财赋大省，就算康熙四十五年剥离了雁门省的部分州府之后也有七府四直隶州计十一个二级行政区之大，原本应该严防死守才是。怎奈清军战线太长，处处分兵便处处是漏洞，因此不得已只能以大约四万旧制绿营及乡勇团练加以守备，并寄希望于黄河、吕梁山等天然障碍阻止夏军进犯。
然而天险到底能不能挡住夏军呢？结果自然是否定的。事实上若不是因为西北三省持续缺粮，夏军一早就跨过黄河了。如今全面北伐在即，几年来多少积蓄了一点存粮的西北夏军自是不甘心在一旁坐视天下大局的变动，于是从上到下反复请战。
郑克臧自然不能忽视部队求战的热情，因此经过一番权衡，觉得或可以藉此分散清军的力量，因此改变计划放弃从洛阳北进的原定方针，借着冬季东线摩擦的掩护，悄然无声的把二万援军和大宗储备军粮运输到了陕西。
再往后的事情自然不用累述了，武成十四年四月，陕西夏军攻入山西，被清廷种种弊政折磨的如在地狱间挣扎的山西百姓立刻群起呼应，各地士绅也相继改弦更张向华夏输诚，就连死忠清廷的晋商集体中也出现了分化，相当一批人转投华夏方面??????
就这样，短短两个月内清廷在山西的统治就宣告崩溃。只有太原、潞安（长治）、平阳（临汾）、解州、泽州（晋城）等少数府城尚在清军的控制之下，其余不是主动易帜归降就是被狂飙猛进的夏军连根拔起。
面对山西全境即将易手的困境，兵力捉襟见肘的康熙只能命令山西、雁门总督死守雁门关及太行八陉，将夏军堵在山西境内，同时要求各地守军死守城池，务必把西路夏军拖在山西而不使其东出威胁河北清军后路。
康熙壮士断腕，害苦了山西的守军和各地的百姓---因为对民人的不信任，包括潞安将军诸满、山西巡抚阿喇纳、太原知府和秀、平阳知府赫寿、泽州知府吴进泰等都是满人或是汉军旗人，知道投降也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发了疯似的逼着下属各部就地顽抗；而山西提督偏图以下的绿营主官也大多是满人或汉军旗出身，因此也破釜沉舟似的破罐破摔---在这些真鞑子、真汉奸的威逼下，各城的清军爆发出极强的抵抗欲望，兵不够就抓老百姓来抵充炮灰，防御设施被轰垮了，就拆城内百姓的屋子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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