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看起来就这么平息了，但十二月二十日，宫中突然传出诏书褒奖广东“东家行”、“西家行”制度，称其“不使君上分忧、堪为劳资典范”并劝谕天下商贾伙徒“悉效仿之”。
诏书一出，天下耸动，不知情者纷纷去信广东询问什么是“东西行”制度，随后才知道所谓“东家行”顾名思义是资方的同业组织，与之对应的“西家行”自然是工人组成的劳方行会。不过“西家行”还带有一丝工会性质，有短时失业救济、伤病救济、蒙学夜校等互助慈善的内容存在，更重要的是，东西家行还是劳资双方关于薪水问题谈判的平台。
于是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么一来，官府便从劳资双方的对立中超脱出来，成为双方谈判的监督者和最后仲裁者，不劳有激起民变之虞；而就劳资双方来说，上会馆总比直接“齐行叫歇”乃至“聚众殴抢”要温和得多，也不至于出现必须官府介入镇压的失控冲突。
武成六年三月三十日，华夏盐铁衙门以部门令的形式正式颁布《东、西家行行事范则》，从而从国家政策角度确定了华夏国内商业自治的基础，从而使得民间社团这一历朝历代严防死守、严禁“结党营私”的政策开始走向消亡。
当然相比颇有身家的东家行众人们，对于以无产工人为主的西家行，华夏官府的控制更为严格，不但盐铁衙门在西家行有公董监事，而且刑部也会在西家行设置眼线“明晰动乱之本源，以备随时根除之??????”
除了盐铁衙门的《东、西家行行事范则》以外，度支衙门税务司还以“工头揽活、居间抽分”有偷逃国税之疑为由禁止华夏境内重新出现包工头，“今后但凡雇佣伙工，只准通过西家行进行，所雇名单亦需备份呈报，唯学徒除外??????”
为了避免因为包工头消失而导致用工荒，华夏学部还根据郑克臧的暗示颁布部门令劝谕东家行和西家行共同创办工商职业学校，定期下乡招募学徒，“虽云不授圣人大道，但也可明白文字、算术，知晓工商技艺，以为实用??????”
正是因为华夏政府在工商业上的放手，以及一系列配套的重商政策，到了武成六年底的时候，华夏的商船已经出没在北起朝鲜、日本，南至爪哇、婆罗洲，西抵缅甸、天竺的广大地域，再加上泰西各国的商船往来，华夏商品已经广泛的占据了上述地区各个国家的市场，出口税已经超过了田赋的一倍以上，成为华夏朝廷北伐的源动力。
在出口税快速增加的同时，国内商业市场也由于人口正增长的开始得到了明显的开拓。
当武成六年的财政年度结束后，度支衙门惊喜的得到了第一个来之不易的黑字。虽然还有许多欠账要补，虽然地方财政还有许多省份入超，但是财政好转已经跃然纸上了，由此郑克臧的再次北伐进入了倒计时。
不过，武成六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去的。是年年中江西田籍舞弊案爆发，不良乡绅买通胥吏修改田亩等级，利用良田与棉田、桑田不同的税基之差谋取暴利，最终连上带下一共流放四百余人，可谓震动全国。
武成六年八月，赣南冒籍功民案被揭露，利欲熏心的地方士绅贿赂巡检司及农林所官员，将非功民田冒称功民田，藉此偷逃田赋长达七年之久。结果涉案的三任地方官吏及士绅三百五十余人，以动摇国本为由悉数流放金兰。
“赣南案”又一次给郑克臧敲响了警钟，使他明白，他所努力完成的一切，不过才刚刚走完了第一步，远没有到功成名就马放南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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