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德川纲吉治世的前半部分被称为为天和之治，这一时期纲吉曾努力禁止以前战国那种杀伐的风气，且推崇重视德行的文治政治，亲自举办易经授课，社会生活相对稳定。
但是纲吉和其兄长、前代将军家纲一样生性奢靡，毫无节制的花钱导致幕府金库枯竭，尽管幕府后来通过改铸金银，以劣币取代良币的办法捞取了一大笔不义之财，怎奈何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而纲吉大手大脚的习惯依旧不改，终于支撑不下去了。
无计可施的幕府终于把目光盯上了诸藩和百姓的腰包，就以极度荒谬的“生类怜悯令”为例，元禄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纲吉在江户郊外的中野拓地十六万坪作为犬类收容所，其中建筑了二百九十栋“御犬小屋”，蓄养了野狗八万余条。
“生类怜悯令”明明是纲吉为了自己福报向神佛上苍做的贡献，却硬将这大约二十万两白银的工程以“御手传普请”的名义摊派给丸龟藩主京极高或和津山藩主森长成，至于野狗们每年近十万两白银的伙食费则由幕府天领的农民和江户町人另缴附加税来解决。
这就不能不引起各地大名和日本百姓的不满，但仅仅如此还不至于动摇幕府的根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社会风气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幕府各级官员无不以各种名目收受贿赂，早就了一个没有钱就不能办事的元禄世道。
幕府不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所在，也知道一切问题的根源是金银大量流出，可真正要解决却有心无力。为此幕府中某些清醒人士便把仇恨的目光投向在贸易中赚取了超额利润的郑藩、华夏朝，再加上华夏方面又策动阿芙蓉走私进一步加速日本金银外流的速度，所以导致幕府强硬派再三要求断绝日夏贸易。
可对于掌握日本经济命脉的三都商人来说，彻底中断日夏贸易对他们不啻是灭顶之灾，已经在幕府改铸货币中损失非小的他们说什么都愿意幕府通过这样的政令。不过对于三都商人而言，若是能籍此压迫华夏让出巨额利润却是好事，因此尽管在结果上持反对意见，但在舆论上三都商人却站到了强硬派一边。
可惜的是三都商人的这番媚眼算是抛给瞎子了，已经与荷兰方面达成协议的华夏朝无意让出实质的利益，就连阿芙蓉的走私贸易也不可能停止下来，自是引起了日方的彻底不满。
为此，华夏武成三年、日本元禄十四年五月初二，经首席老中柳泽吉保批准，幕府正式通报华夏在长崎的商馆，颁布《元禄日夏贸易式样》，限制华夏船来日贸易，其限定数额为每年四条，多余者一律捕获罚没。
除了限制商船规模以外，《元禄日夏贸易式样》还禁止合法贸易的华夏船在长崎售卖纸张、笔墨、书籍、珍珠、香木、漆器、瓷器、水银、苏木、硫磺等四十二项商品，并规定丝绸、生丝价格上限，更为恶劣的是幕府还规定华夏船前次售卖商品货价必须在下次来航时才能结算，且支付等价物仅为条铜和宽永铜钱。
五月初三，幕府又下令在日本全国检举鸦片馆，并对怀疑涉嫌参与走私的中小型商社及商人联盟进行抄没，一时间日本国内哀鸿遍野，就连托庇在大藩强藩之下的某些御用商人组织也胆战心惊，阿芙蓉走私暂时为之断绝。
“日本蕞尔小国居然敢颁布如此荒谬的政令。”日本的消息转回武昌之时，江南、浙东等地的海商已经群起骚动，为此实施重商主义的华夏朝廷不得不格外重视。“若是朝廷不做反应泰西蛮夷会怎么看待朝廷。”兵部尚书林贤怒不可遏的发言道。“所以必须发兵严惩。”
“林大人稍安勿躁。”从赣州等处都督任上调任礼部尚书、内阁大臣的黄良弼以前也是见惯尸山血海的武人，不过他历任中枢和地方的民政，对战事有了新的观点。“本官以为能不打还是不要打的为好，且不说日本本是前明不征之国，就算本朝以水师定疆，这海路遥遥，异域万里，可不比朝鲜那边有支应的，还请先让总督衙门却谈一谈，先礼后兵嘛。”
所谓总督衙门的全称是总督蕃洋列国及通商事务衙门，对日通商出现问题，正合着这个单位主管，因此黄良弼这话是符合程序的，然而他好心没好报，总督衙门的会办大臣柯鼎开却持着跟林贤一样的强硬*立场。
“黄大人所言虽然合乎惯例，但就与德川幕府谈判一事还是有所不知。”
柯鼎开是郑成功的驸马仪宾，也算是郑克臧的叔父一辈，再加上本身又是前内阁参赞、如今弼德院大臣柯平的子侄，地位应该是超然的，但是谁让他之前跟黄良弼曾竞争过内阁大臣的位子，所以即便双方都前进一步了，但彼此之间还隐约有些敌意。
“幕府并非一时兴起才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的，早在几年前就对我朝多番威逼，只是我朝坚决不同意日方的勒索，才勉强维持了对日贸易，如今见到从我朝手中得不到利益，日人狗急跳墙了，才会颁布如此暴傑之法度。”柯鼎开顿了顿，接着言道：“所以本官同意林大人的意见，必须给日方一个教训，或许才能打开日本的国门，方便我朝商贾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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